第855章 李达康在吕州的动作1

他翻到第三页的时候，目光在一组数据上停顿了一下——试点街道的矛盾纠纷化解率比非试点街道高出了将近二十个百分点，群众满意度的提升幅度也超过了十五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他心里清楚，任何试点数据在推广之前都需要经过更加严格的验证，尤其是在吕州这样一个经济体量大、人口密度高的城市，试点成功的经验未必能直接在全市范围内复制。

他把材料放下，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然后抬起头，看着坐在对面的市委秘书长刘长明：“这份材料我看了，数据有亮点，但推广的可行性还需要进一步评估。你让政研室那边再做一个补充分析，重点评估一下在全市范围内推广这些做法的成本和预期收益，不要只写好的方面，也要把可能遇到的困难和瓶颈写清楚。”

刘长明点了点头：“好的李书记，我回头就安排。”

李达康放下茶杯，目光落在窗外那片被阳光照亮的城市轮廓上。

吕州的夏天正在一步一步地靠近，街两旁的树木已经长出了最浓密的绿荫，把那些宽敞的街道笼罩在一片深色的凉意之中。

他在心里默默地想着一件事——陈启明给他的支持是明确的，在产业定位调整和开发区改革方面，省里的资源正在逐步到位。

但他也清楚，陈启明的支持是有边界的，那种边界不是出于不信任，而是出于一种更加审慎的治理哲学——稳中求进，而不是大刀阔斧。

而他李达康，从来都是一个喜欢大刀阔斧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在某一天觉得陈启明的边界太窄了，但他知道，至少目前，他还没有走到那一步。

他收回目光，重新拿起那份材料，翻到最后一页，在空白处写下了一行批注——再观察两个月，根据实际运行效果决定是否扩大推广范围。

五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三上午，省委政法委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

除了政法委本身的几位副书记和主要处室负责人，还邀请了省司法厅、省民政厅、省信访局等几个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参加。

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祁同伟提交的那份《全省矛盾纠纷调解经验推广方案》。

高育良坐在主位上，面前放着那份已经经过修改的方案文本。他先做了一个简短的开场：“同志们，今天我们开这个办公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公安厅提交的一份关于矛盾纠纷调解经验推广的方案。”

“这份方案已经经过了几轮修改，内容相对比较成熟了，今天请大家过来，就是希望在正式定稿之前，再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他说完之后，侧过头看了祁同伟一眼。

祁同伟立刻站起身，走到投影幕布前，翻开一份精简版的幻灯片，开始逐条介绍方案的核心内容。

他的声音清晰而平稳，从试点选点的标准到操作指南的编制方式，从培训安排的设计到配套资金的保障方案，每一个环节都讲得很透彻，没有留下太多模糊的空间。

他讲完之后，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然后省司法厅的副厅长率先开口了，语气带着一种经过慎重考虑之后的审慎：“祁厅长的方案总体上是很有价值的，矛盾调解工作确实是当前基层治理的一个重点领域，不过我有一点疑问——方案里提到的操作指南编制，是打算由公安厅牵头还是由政法委统筹？”

祁同伟心里已经有了准备，他迎着司法厅副厅长的目光，语气平稳而坦诚：“操作指南的编制，我建议由政法委统筹，公安厅、司法厅、民政厅分别参与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内容起草，这样既能保证指南的专业性，也能让各相关部门在后续的推广过程中有更强的参与感和配合意愿。”

司法厅副厅长微微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

紧接着，民政厅的一位处长也提出了一个关于试点选点标准的问题，祁同伟也一一做了回应。

会议进行到大约四十分钟的时候，高育良忽然开口了，语气依然平稳，却带着一层更加明确的分寸：“在讨论具体的实施方案之前，我想先问一个更核心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推广试点经验？是为了让基层多一套工作方法，还是为了改变基层的工作逻辑？”

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所有人都等着高育良继续说下去。

高育良端起保温杯喝了一口，放下之后，目光扫过全场：“矛盾调解工作，说到底不是技术问题，是机制问题。很多矛盾之所以会从萌芽阶段积累成信访案件甚至群体性事件，不是因为基层不知道该怎么调解，而是因为没有一套能够及时发现、及时介入、及时化解的工作机制。”

“我们推广的不是一套操作指南，是一套能够让矛盾在源头就被化解的制度安排。”

他说完之后，会场里的气氛变得更加专注了。

祁同伟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感受——高育良这句话，不仅是对方案的认可，更是对这个方向的一种定性。

它把矛盾调解经验推广从一项技术性的工作提升到了制度建设的层面，而制度建设的意义，远比一套操作指南要深远得多。

会议的最后，高育良做了总结：“方案的基本方向我认可，提出的几点具体意见需要进一步落实，在形成正式文本之前，由公安厅牵头，会同司法厅、民政厅、信访局再进行一轮会商，确保各方面的意见都能够充分反映到最终的方案中。”

散会之后，祁同伟走出会议室的时候，脚步比来时轻快了几分。

他在心里默默地想着高育良说的那句话——矛盾调解工作不是技术问题，是机制问题。

这个定位一旦确立，方案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推广一套经验，而是推动基层治理逻辑的一次实质性改变。

他沿着走廊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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